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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記者 倪偉波 來源: 發布時間:2018-12-5 18:23:33
在提高科普報告質量的路上永遠沒有終點
——專訪中國科學院老科學家科普演講團創始人、首任團長鐘琪

 
“原以為這兩小時的報告會很無聊,很難熬,聽著聽著,我忘記了時間。”一位高中生寫道。
 
“西部的經濟雖然落后,但我們的求知欲并不落后,歡迎你們再來再來再來。!”三個連續的驚嘆號,表達出來自西寧的一位高中生對科學知識的渴望。
 
“繁華中學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把你們請到繁華來。”寫這張字條的是山東諸城繁華中學的一名高三學生。高三畢業后,他順利考上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后又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攻讀研究生,如今在中國科學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工作。
 
為我們讀出這些聽過科普演講團報告的聽眾們的信件與反饋時,眼前這位82歲高齡、滿頭銀發的老人難掩自豪與驕傲之情。
 
雖已至耄耋之年,但老人依舊精神矍鑠,思路清晰,興致勃勃地為我們講述科普演講團的種種親歷。
 
她就是中國科學院老科學家科普演講團(簡稱科普演講團)的創始人、首任團長鐘琪。
 
21年,1600多個市縣,接近26000場,900萬人次。在她的帶領下,這支從事朝陽事業的夕陽隊伍,足跡遍及全國,在為聽眾打開一扇感知科學、了解科學、通向科學的窗口的同時,更將“科學的種子”播撒到每個聽眾的心中。
 
正如鐘琪所說:“有人說,播下一;ǚN,迎來整個春天。我們沒有這么奢望,但有一個信念是絕不動搖的——今天播下的種子,總會有發芽成長的。”今天,讓我們一起走近這位播撒科學種子、弘揚科學魅力的“科普老人”。
 
《科學新聞》:凡事都講究緣起。那么,是什么原因觸動您積極參與組建并推動老科學家科普演講團的工作?
 
鐘琪:1997年,我剛退休不久。有一次去中科院機關開會,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陳宜瑜就和我說,你退休了,能不能搞搞科普。我說,你有什么要求,我能不能達到你的要求,因為我沒有搞過科普。陳院長說,只要你肯搞,你怎么干都行。他當時“無為而治”的想法,讓我欣然接受了這一任務。
 
最開始,我想要不要組織一些老科學家來寫科普書。后來我仔細琢磨,因為撰寫科普書需要文字優美,內容生動有趣。雖然很多科學家理工科都不錯,但語文歷史未見得都好,如果要寫科普書,相關知識還需要學習,這對于60歲以上的老同志來說,還是很困難的。
 
既然不寫,那么就講吧。就這樣,搞科普的方向就轉變為建立科普演講團。這個演講團給誰來講呢,我最初的定位是中學生。之所以這樣考慮,也是結合我自己的成長經歷來確定的。
 
全國解放之時,我剛上初二,那時候我們最喜歡讀的書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蘇聯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梢哉f,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教育下、看著這些革命小說成長起來的。
 
在我看來,中學時期是人生中的關鍵時期。在這期間形成的人生觀、價值觀,一輩子都不會變。我希望在孩子們的中學時代,能有一些人品好、學問好的科學家與他們有面對面的交流,提高他們的科學素質,讓他們擁有一個健康的美好人生。這就是我將科普演講團演講對象定位為中學生的初衷。
 
《科學新聞》:自建團至今,科普演講團的隊伍不斷壯大。如今,很多老科學家都積極投入到科普演講團的工作中,這和您最初的預期一樣嗎?
 
鐘琪:說實在的,我沒想過搞那么大。我當時想,要干就認真點,把它干好。那怎么干起來呢?
 
事實上,中科院的工作與中學從來沒有聯系,而科普演講團面對的是中學生,首先就應該聽聽中學的意見,就是他們是否歡迎我們這樣一個面對中學生的科普演講團?
 
于是我跑到海淀區教委。結果去的當天撲了個空,并沒有找到相關領導。于是我就向一個工作人員借了紙筆,給區教委主任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的來意,最后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電話。
 
沒想到,只過了幾天,我就接到了對方的電話,他告訴我某天有個20多位校長參加的會議,會議結束后會給我留10分鐘介紹情況。后來我準時去了,向與會人員介紹了我的來意,并就成立科普演講團的相關問題征求大家的意見。
 
出乎我意料的是,與會的校長紛紛表示非常有必要成立科普演講團,他們想聽科普,但找不到合適的人去講。如果專門有人來講科普,他們自然很高興。
 
至于報酬問題,考慮到科普是社會公益性工作,以奉獻為主,我們不打算按報告人的職務職稱確定標準。于是,我就問校長們,每次科普報告的講課費是三四百還是二三百好?大多數校長認為三四百沒問題,但也有校長表示學校經費比較困難,最好是二三百。我的觀點是就低不就高,最后就定了260元,這就是我們科普報告講課費260元/場的由來。
 
《科學新聞》:科普演講團成立至今已經21年,請您講講這個數字背后的故事,以便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老科學家科普演講團的工作。
 
鐘琪:成立之初,我們只有幾個團員。剛開始做畢竟心里沒有底,不知道團員們的報告是否能被大家接受,于是我們選擇先在海淀區試點試講。
 
1997年下半年,我們一共講了幾十場。1998年,我們擴大到西城區,僅上半年就講了幾十場,很快我們的科普演講團開始走向全北京市。直到2000年,近4年的時間,科普演講團共做了400多場報告,大家信心十足。
 
2000年,我在一個會議上遇到了時任中國科協青少年部部長的程東紅,她對我們科普演講團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認為我們這個團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于是她問我能不能去京外講?我說我能在北京講,當然可以到京外講了。
 
就這樣,科普演講團與中國科協開始有了第一次合作。當年9月,我們團便去了銀川、白銀、西安三個地方,連續作了77場報告。
 
在中國科協開年會的時候,由于反映良好,其他省市也提出要聽科普演講團的報告。借此契機,中國科協青少年部就開展了“大手拉小手——科普報告西部行”的活動,計劃在三四年內跑完西部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破昭葜v團也由此走向了全國。
 
目前,這個活動讓我們的足跡遍及西部所有城市,后來還去福建、江西等老根據地演講,現在已經發展到江浙沿海、廣東、東北等地區。這個活動目前還在進行中。
 
由于科普報告的質量得到聽眾的認可,很多省市成為我們團的“回頭客”,因此21年來,我們就從在北京的幾百場發展到在京外的上千場,直到現在每年的3000多場。
 
我們在科普教育方面所作的工作與努力得到了全國各地多個學校與機構的肯定與認同,他們提出與科普演講團建立科普教育基地的設想。自2014年至今,我們已與北京、浙江、山東、山西、廣東等多個省市建立了33個科普教育基地,在有效集成多方面科普教育資源的同時,擴大了科普演講團的影響力,為推進全民科學素養的提高作出了努力。
 
雖然任務很繁重,但到目前為止,團員中沒有一個自愿退出的,每一個團員都感到滿足與充實。
 
《科學新聞》:作為科普演講團“掌門人”13年來,有哪些團員或者事跡讓您記憶深刻?
 
鐘琪:講奉獻,講育人,不講條件,不辭辛苦,不計報酬,這是我們建團時提出的口號。此后,團員們一直都嚴格遵循這一口號辦事。
 
在科普演講團里,所有的人都講課,只有我不講課,我主要負責團內管理和團外聯絡,不過具體工作還有專門一個人來做,包括買各種車票、印刷、開會的準備、報賬等。
 
所有邀請單位都是我聯系的。當人家聯系講課的時候,我就提出一個要求——干凈、安靜就行。同時,我們還對團員強調要尊重接待單位,因為接待我們的單位,有的是科協、有的是學校,少數是教育局,凡是接待我們的單位都是為了科普,而我們的目的也是科普,雙方的目的一致,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但是他們要比我們辛苦得多,他們不僅要去組織聽講的單位,還要安排我們的食宿交通,他們的工作更為繁雜,所以我們必須要尊重他們,不能提額外的要求。大家也確實是這么辦的。
 
今年9月,很多人(大概有6~7批)都在外地講課,非常辛苦,因為現在有時一天要講2場,不止如此,有的人還要跑到很遠的地方去講。最近我們團有人去了內蒙,一堂課講完了,還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到另一個地方給別的單位講。其中有個團員給我發了一張照片——這個團員的腳腫得像豆包一樣,因為不是坐著車趕在路上,就是在課堂上,而且我們團的團員平均年齡大約67歲,真的很辛苦。
 
我還記得,幾年前科普演講團去山東講課,山東人熱情好客,請團員們吃生蠔,但飲食習慣存在差異,結果一半團員都上吐下瀉,個別人還發燒,兩天都吃不下飯,可是即便這樣,團員們在那邊的課一場都沒有耽誤。
 
我問他們為什么帶病還要堅持上課?他們告訴我,雖然他們講了幾百場,有一兩場由于特殊原因免了,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想到,這些聽課的聽眾,也許一輩子只有一次面對面聽科學家講課的機會。他們怎么也坐不住了,咬著牙也堅持去上課。
 
這些團員是在用實際行動踐行不講條件、不辭辛苦的口號。
 
《科學新聞》:在您講述這些人或事件時,我感覺到您和團員們始終是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去做事,這與當下常被提及的“主角光環”大相徑庭。從中透出的精神品格非常值得年輕人學習。
 
鐘琪:我覺得這是一種使命感。
 
這些老科學家們覺得,是國家讓他們受教育,做科研,獲得了知識,積累了經驗。如今,自己退休了,有機會回饋給社會,他們覺得自己有義務和責任。因而大家心無雜念,只追求講好每一堂課。
 
有一次,我們團里當時最年輕的團員(40多歲)郭耕感冒了,嗓子有點啞,還發著燒,但是他一直都沒把這個情況告訴我,他大概覺得自己能堅持外出講課,結果到了火車還有3個多小時就要出發的時候,他實在沒有辦法給我打電話說去不了了,只好臨陣換將。
 
那時,正趕上一年中最忙的時候,很多團員都在外地講課,我只好找了團里年齡最大的、79歲的李競,他不假思索就答應了,并且順利地趕上了原定的那趟火車,年紀最大的人給年紀最小的人救了場。
 
夕陽人干朝陽事業,真的自有一番激情在。
 
《科學新聞》:我們知道,科普演講團的很多成員都是國內相關科技領域里頗有建樹,甚至頂尖的老科學家。如今,面對青少年學生進行科普演講工作,是否是“大材小用”?
 
鐘琪:第一,這些老科學家有一肚子的學問,這是很好的資源,如果這些資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實在太可惜了。
 
第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科普報告。有些老科學家雖然學術成就頗豐,學術報告做得好,但科普報告未必做得好,因為這二者是不同,科普報告是一種再創造,是要下另外一番功夫的。
 
科普演講團的目標是科普報告成為精品,讓聽眾感到聽科普報告是一種享受而不是負擔。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從成立之初,我們就制定了一套保證課程質量的方法,即科學家們必須經過考核嚴格的試講,再經過反復修改、調整之后才有進團資格;講課內容、講課方式不達標者不會獲得入團資格。
 
科普演講團的試講絕不是走過場,我們會直截了當提尖銳的意見,曾有團員開玩笑地說,整個試講過程比選女婿還要嚴格。就這樣,建團21年來,先后有100多位專家入團試講,而成功入圍者只有50多人,被淘汰、被拒絕的不乏國內相關研究領域的頂尖專家、研究所所長。
 
有人曾問我,你把這些人都淘汰了,不怕得罪人嗎?我說,如果把講得不好的人接收入團,那么我得罪的就是千千萬萬的聽眾,千千萬萬的學生!
 
總之,不是人人都適合做科普,而且不要以為有點知識的人都可以做科普,絕不是這樣。
 
當下,科普報告為什么不十分受聽眾的歡迎?我認為,不是聽眾的求知欲不高,而是好的科普報告太少,因此我們的原則是科普報告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讓聽眾感到聽科普報告是一種享受。
 
我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能夠改變目前做科普報告的人的觀念,不要認為科普報告是“小兒科”,有一點知識誰都可以講?破請蟾嬉龊,必須要下功夫,要精益求精,在提高科普報告質量的路上永遠沒有終點,永遠都在改進。
 
《科學新聞》:您覺得老科學家們希望通過科普演講團最終實現一個什么樣的目標?
 
鐘琪:這幫老科學家之所以能夠熱情不減,不辭辛苦,堅持做這件事,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大家的鼓勵,聽眾的鼓勵,這是我們繼續做好工作的力量源泉。
 
每次報告結束以后,聽眾都會涌上臺,要求簽名拍照擁抱,有的時候甚至會把講臺的茶杯擠倒了。
 
有一位將近50歲的重慶某中學校長對我說,他一生中聽過兩次好的科普報告,一次是在他中學的時候,還有一次就是李競老師講的。
 
我們的團員張厚英曾擔任中國載人航天應用系統總指揮。他在給小學生講課的時候,講到航天技術應用還有很多問題,感到很焦急。這時,遞上來一個條子,上面寫道:“張爺爺,你別著急,沒事,還有我們呢!”這位1米9的山東大漢淚點比較低,看了這個條子之后差點掉下淚來。
 
還有一次,科普演講結束后,一個學生追上來遞給報告人一個條子,上面就寫了幾個字:“老師,我們愛你!”
 
有一位高中生這樣寫道:“從你們的言談舉止中,感受到科學家的學識、品格和素質,我們敬仰你們對科學的執著,表示由衷的感謝和發自內心的深深的敬意!”
 
這些聽眾的反饋,讓我感到確實是我們團員的真思想、真學問、真品格感動了他們。
 
臺灣著名的證嚴法師有句名言:“佛前的燈你不必刻意去點,但是心中的燈必須點亮。”我想,我們這些團員們就是在用自己的知識、自己的人生經歷去努力點亮孩子們心中的那盞燈!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18年11月刊 科學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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